90年代时候，金庸来浙江杭州访问，向杭州市政府提出，批给他两亩地，由他建一个别墅，然后金庸把自己在香港、美国的藏书都运回来，建一个藏书楼。之后，金庸提出要在杭州安度晚年。等百年之后，别墅和藏书一起送给杭州。
提出这个想法时，查良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报馆写稿的青年，而是经历过报业风浪和政治讨论的公众人物。1959年5月20日，查良镛在香港创办《明报》，亲自担任总编辑。
创业初期条件并不好，报纸销量不高，资金紧张，查良镛既写社论又管理经营，还要连载小说吸引读者。1967年香港发生骚乱，《明报》连续发表社论反对暴力，报馆多次收到威胁甚至炸弹警告，但查良镛没有退缩。
多年后回忆此事，查良镛对朋友说，办报比写小说更难，因为“写小说只需面对纸，办报要面对现实”。
杭州的书舍构想，其实和查良镛长期的文化理想有关。1981年7月，查良镛首次回到内地，在北京会见邓小平。双方谈到文化交流和香港前途问题，这次会面让查良镛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小说作者，还承担着桥梁角色。
四年后，查良镛被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参与制度讨论。会议上查良镛常提出有关法治与言论自由的意见，有时引起争论，但也体现出查良镛对社会事务的认真态度。
查良镛的武侠创作早在1972年就已封笔。当年完成《鹿鼎记》后，查良镛宣布不再写新的长篇武侠小说。很多读者不理解，但查良镛认为作品已达到阶段性高度，不必重复自己。
之后查良镛转而修订旧作，前后花费十多年时间，使小说更加严谨。正因为停止创作，查良镛才有精力投入报业、公共事务和学术活动。
1992年，英国政府授予查良镛KBE爵士勋章，以表彰查良镛在香港新闻与文化领域的贡献。这一荣誉让查良镛在国际上也受到关注，但查良镛并未因此改变生活方式，仍坚持每天阅读和写作。
回到杭州后建成的云松书舍，逐渐成为文化聚会之地。文史学者、大学教授、出版人常在这里讨论学问，查良镛更愿意谈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，而不是自己的小说。
1999年，查良镛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，正式进入大学体系。课堂上学生称查良镛为“大师兄”，查良镛也不摆架子，经常与学生合影、聊天。
任职期间，查良镛推动传统文化课程建设，希望培养能够理解中国文化脉络的人才。
不过，查良镛最终没有在杭州长期定居。
2007年卸任院长后，查良镛逐渐回到香港生活。2008年，查良镛在祖籍地海宁建立金庸书院，用来收藏文献并开展研究活动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未能在杭州终老的遗憾。
查良镛的一生跨越记者、作家、报人、公共人物和学者多个身份。
1946年查良镛曾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工作，那时查良镛只是个年轻编辑；半个世纪后再回到西子湖畔，已经历过无数历史事件。有人评价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塑造了江湖，其实查良镛本人走过的道路更像一部现实史。
晚年的查良镛仍坚持读书，每天阅读时间很长。2018年10月30日，查良镛在香港逝世，享年94岁。消息传出后，海内外多家媒体刊发纪念文章，各界人士表达哀悼。
杭州云松书舍依然存在，成为公众了解查良镛的重要场所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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